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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德避暑山庄是清朝的统战工具 1 在我国古代，每一朝代除了设有官方的首都之外，通常还存在着一个实际上的副都。 秦朝定都咸阳，而秦始皇频繁巡游四方，这实际上暗示着他将函谷关以东的要塞城市视为副都，与王者将天下视为一家的理念相契合。汉唐时期，定都长安，并以函谷关以东的首要重镇洛阳作为副都，朝廷的威望得以借助洛阳之力，广泛辐射至关东各地的重要城池。 北宋定都开封，同时设西京河南府。（洛阳）、南京应天府（商丘）、北京大名府（邯郸）与开封共守中原。 明朝绝大部分岁月以北京为都城，而南京，凭借其作为开国首都和守护江南富庶钱粮的要地这一显赫地位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陪都，与北京一同构筑起“大明两京一十三省”的行政格局。 清副何在？ 与前朝迥异，清朝并未设立正式的副都，而是在河北承德精心营建了一座规模壮观的避暑山庄。以此为根基，清朝与各民族之间构筑了坚固的统一战线。 从实际意义来看，承德曾是清朝副都。 2 承德始于清初。 在公元1644年的风云变幻之际，摄政王多尔衮英明指挥，率领清军一举击败了李自成，随后挥师山海关，挺进北京，从而为清朝一统江山奠定了坚实的基石。 各个城市的气候各异，沈阳，这座清朝的故都，相较于北京，其夏季显得尤为凉爽。紫禁城被厚重的红墙所环绕，空气流通受阻，因此多尔衮及清朝的众多王公贵族们，对于北京的环境都感到颇为不适应。 为了提升居住的舒适度，清朝的王公贵族们竞相前往北京郊外，挑选那些绿树成荫、开阔清幽的地带建造庄园。夏季，他们便迁往那里居住，而到了冬季，则重返繁华的北京城。 相较而言，多尔衮的提议更显激进——他在河北承德滦河流域划定了区域，意图构筑一座小城，专为此地消暑之用。 公元1650年，避暑城的建造工程正式开启。多尔衮下达命令：“现计划仅筑小城一座，以利人们往来避暑之需。”同时，他在九省增拨了246万两白银，作为避暑城建设的重要资金。 同年岁末，避暑城已初见雏形，多尔衮遂赴狩猎之地，不幸染疾暴毙。其后，顺治皇帝对多尔衮展开清算，其嫡系旧部众多被贬流放，避暑城工程亦随之暂停。 避暑城重开，距今康熙年。 公元1677年，历经五载风霜，吴三桂、尚可喜与耿精忠所引发的“三藩之乱”亦步入了第五个年头。为巩固北部边疆并笼络漠南蒙古各部，康熙帝开启了自即位以来的首次北巡之旅。 此次北巡之旅，康熙帝的行宫之所，恰是多尔衮昔日所遗存的避暑胜地。 康熙北巡成惯例。 皇上游幸，随行人员络绎不绝，车马与仪仗队更是不可或缺，如此浩荡的行列，使得康熙皇帝每出行一次，每日行进里程只得20公里。为保障充足的休憩，康熙帝便沿路圈定田地，每20公里便修建一座小巧的行宫，每40公里则设立一座宽敞的大行宫，确保每日得以小憩，每两日则享受一次充分的休整。 怀柔、密云、古北口、汤山等地，相继崛起了一系列行宫建筑。而北巡之旅的终点承德，康熙帝更是将多尔衮所遗留下来的避暑城，更名喀喇河屯行宫，延续其使用功能。 喀喇河屯行宫向北延伸约200公里，便抵达了康熙帝与漠南蒙古诸王公狩猎、交流之地——闻名遐迩的木兰围场。 康熙帝之所以将北巡的目的选定于此，自有其深谋远虑与独到考量。 清朝崛起自辽东之地，在陆续吞并漠南蒙古各部之后，方以“满蒙联盟”之姿态进驻北京，进而攻占中原汉地。对清朝而言，中原汉地、辽东旧土与漠南蒙古三者，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，任何一方均不可或缺。 从地理角度分析，承德恰好坐落于清朝三大政治板块的接壤之地，康熙帝北巡时选择驻跸于此，既便于联络各方势力，亦能充分展现其公正无偏的政治立场。 从军事防御视角看，承德位于燕山山脉之中，群山连绵，崇岭叠嶂，地势险峻，堪称天然屏障，与随营禁军并肩，共同守护着康熙帝的安全。 喀喇河屯行宫坐落于滦河与伊逊河的交融之地，四周水草丰饶，然而，它至辽东和漠南通往北京的交通要道尚有二十公里的距离。如此一来，在与各方势力结盟之际，即便有人意图不轨，康熙亦能从容应对，进退自如。 康熙之所以选定承德以及喀喇河屯行宫，其根本缘由正是基于此。 然而，随着康熙帝的功绩日益显赫，清朝的根基亦愈发坚实，这样的精致抉择亦势必要顺应时代潮流，作出相应的调整。 在公元1701年，康熙帝成功平定了“三藩之乱”，并且通过亲自三次出征，击败了噶尔丹，从而实际控制了漠北蒙古各部落，为针对新疆准噶尔部的战略布局奠定了坚实的优势。 清国防有保障。 在这种形势下，康熙皇帝认为，承德依旧扮演着清朝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角色。然而，前来朝拜的蒙古各部日渐增多，喀喇河屯行宫的规模已显不足，尤其是行宫位于偏僻之地，若继续在此接待蒙古诸部，难免给人以不信任之感。 在经过详尽的考量之后，康熙帝选定武烈河西岸，一处毗邻南北交通要道的绝佳位置，以修建一座新的行宫，以承袭并替代喀喇河屯行宫的职能。 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。 步入乾隆盛世，乾隆帝挥师南北，征战四方，从而巩固了清朝在蒙古、新疆、西藏、台湾等陆海边疆的统治地位，将清朝的辉煌推向顶峰，成就了赫赫有名的“十全武功”，统治着广袤无垠的疆域。 于是，乾隆皇帝不仅扩大了承德避暑山庄的规模，更将清朝疆域内的各式建筑风格巧妙融合，使之成为一座微缩版的清帝国版图。 承德，自此确立了清朝副都的显赫地位，而承德避暑山庄亦被誉为清朝的“第二紫禁城”。 3 自承德避暑山庄的营建伊始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等一代代清朝帝王，每逢春夏之交，便启程自北京南下，于此地度夏避暑，远离京城酷热。待至深秋塞北气温骤降，他们便返回京城，寻求温暖。 随着皇帝年年赴承德避暑山庄，众多官员、士兵及侍从随之常驻。为求得家庭团聚，他们的家属纷纷在避暑山庄周边购置房产，开垦土地，渐渐在此安家落户。 为迎合这些新近迁居的人群需求，避暑山庄周边陆续涌现了集市、酒楼、饭馆、赌场以及车马店等一系列配套服务设施。 人口增长，承德市民味儿渐浓。 承德避暑山庄内景别。 刚建成的时候，康熙帝依据各区域建筑之特色，精心命名为“三十六景”，每景皆以四字为名。诸如烟波致爽、万壑松风、西岭晨霞等胜景。在经过扩建之后，乾隆命名三十六景，皆三字。诸如丽正门、松鹤斋、如意湖等，统称为七十二景。 这七十二景，巧妙融合，共同构筑了避暑山庄的宫殿区、湖泊区、平原区以及山峦区。
布局非巧合。 避暑山庄的宫殿区位于其最南端，而丽正门则是山庄的正南之门，其名取自《易经》中的佳句：“日月丽乎天，百谷草木丽乎土，重明以丽乎正，乃化成天下。”门匾之上，更以汉、满、蒙、维、藏五种文字巧妙题写，彰显了文化的多元与融合。 穿越丽正门，便可见到清朝皇帝用以接见王公大臣及使节的澹泊敬诚殿，日常休憩之所烟波致爽殿，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万壑松风殿。 无论官员出自何族，在踏入避暑山庄，经过丽正门的那一刻，心中难免涌起一种强烈的感觉——清朝，这个伟大的帝国，始终关怀着我们，我们，无疑是其不可分割的一份子。 可以说，避暑山庄的一扇门，便彰显了五族共治的王朝底蕴，发挥着极高的统战功效。 宫殿之北，便是湖泊之域，这里的建筑大多借鉴了江南园林的精髓，其中烟雨楼便是以浙江嘉兴的烟雨楼为蓝本设计，文津阁则效仿了浙江宁波的天一阁，沧浪屿则取材于苏州的沧浪亭，金山亭亦是对镇江金山亭的致敬之作。 避暑山庄内的湖泊区域，宛若一幅缩略版的江南水乡画卷。 除了让皇帝沉浸于江南的旖旎风光之外，湖泊区域尚承担着另一项至关重要的职责——那就是团结江南的文人墨客，唤起他们对清朝的归属感，促使他们视清朝为第二故乡，并始终对之忠诚不渝。 位于湖泊之北，是广袤的平原地带，其中又细分为“试马埭”草地与“万树园”林地，二者分别寓意着蒙古草原的辽阔与辽东山林的苍翠。皇帝每年均会于此地举行骑射考核，亦或是款待蒙古的贵宾王公。 在广袤的平原地带，维系着满蒙联盟的是对满洲和蒙古贵族的统战工作。 避暑山庄的山峦地带占据了其广阔面积的大半，由北向南环绕着平原、湖泊及宫殿区，其布局天然映衬着长白山、燕山、太行山、祁连山、昆仑山以及青藏高原的雄伟轮廓。 然而，针对西藏与新疆的统战工作，并非聚焦于山峦深处，而是在避暑山庄周边的寺庙中展开。 避暑山庄周边环绕着八座佛教圣地，依次为罗汉堂、广安寺、殊像寺、普陀宗乘之庙、须弥福寿之庙、普宁寺、普佑寺以及广缘寺。而在武烈河东岸，亦分布着四座佛教寺庙，包括安远庙、普乐寺、溥仁寺和溥善寺。 罗汉堂、广安寺、普乐寺均隶属于内务府的管理之下，而余下的九座寺庙则归理藩院管辖。鉴于普佑寺为普宁寺之附属，因此这十座寺庙共同被统称为“外八寺”。 清朝对新疆与西藏的统一战线工作，主要依托于外八寺这一渠道得以实施。 “黄教庇护国家，犹如元朝帝师八思巴。”听闻此言，大喇嘛欣喜若狂，高声宣称乾隆皇帝乃文殊菩萨转世。
须弥福寿寺，其建筑风格仿效班禅的扎什伦布寺，历来作为班禅的行宫之所在。每当班禅莅临朝拜皇帝，便驻足于此。
这两座寺庙统管西藏达赖和班禅。 “蒙古族信奉佛教，崇尚黄教，因此特建此寺以安抚远方之人。”以“安居乐业，永享太平”为宗旨，遂确定了寺名。 安远庙，系为重建于避暑山庄，以纪念新疆伊犁之固尔扎庙在遭受叛军焚毁之后，故又称伊犁庙。 两寺统战新疆各部。 自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汉族僧侣缺乏统战意义。殊像寺便是参照五台山的殊像寺而建造，而普乐寺则融合了汉藏风格的建筑特色。 总的来说，避暑山庄的统战功能得到了极致发挥，无论清朝境内何方人士，踏入此境地，无不能觅得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，由此生发出对大清的深厚归属感。 4 鉴于承德曾是清朝的副都，在悠悠岁月的长河中，避暑山庄见证了清朝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。 公元1708年，万壑松风殿在宫殿区内落成。每当康熙帝赴承德避暑，便在此处处理朝政。数载之后，雍亲王之子弘历日渐成长，深得康熙帝的宠爱。于是，康熙帝将万壑松风殿赐予弘历，使其成为其在避暑山庄的居所。 从事后来看，康熙将日常政务处理的宫殿赐予弘历，这其中难免不带有指定隔代继承人的深意。 弘历，乾隆帝。 康熙决定影响深远。 数十年后，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着手处理了两项举措，其对清朝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，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进程。 首先，在公元1771年，乾隆皇帝于避暑山庄隆重接待了归来的土尔扈特部众。 土尔扈特部，作为漠西蒙古的一脉，在明朝时期隶属于瓦剌，而到了清朝时期，则成为卫拉特四部之一的重要成员。 早年，土尔扈特部与准噶尔部关系紧张，因此土尔扈特部西迁，另建汗国。在其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，疆域北至伏尔加河，东达乌拉尔河，南濒里海，雄踞中亚。 随后的岁月里，沙皇俄国强势崛起，其势力不断向东扩张，对周边地区施加压力。面对强大的俄军，土尔扈特部节节败退，最终无力抵抗，不得不向俄军缴械投降，成为沙皇俄国的属民。 臣民需服从命令。 自此，沙俄持续征召土尔扈特部骑兵，将其用于与奥斯曼帝国及瑞典王国的交战，实则将其当作了可供驱使的灰牲口。 尽管如此，土尔扈特部别无选择，沙俄对其控制之严，不容置疑。即便清朝意图与土尔扈特部结成同盟，合力对抗准噶尔部，沙俄亦断然拒绝。在沙俄的视角中，土尔扈特部如同其麾下的牲畜，而准噶尔部则是它所培养的幼弟，其中并无清朝的份儿。 若仅是征召骑兵，土尔扈特部尚能勉力承受。然而，随着沙俄对土尔扈特部控制的日益加剧，他们竟进一步提出，要求土尔扈特部舍弃黄教信仰，转而皈依东正教。 面对战火再起与信仰的变革，沙俄意图将土尔扈特部彻底纳入版图，实现其完全的吞并和融合。 在公元1771年，清朝成功击败了准噶尔部，自此正式掌握了新疆的统治权。在此背景下，土尔扈特部的领袖渥巴锡做出了一项重要的抉择。率领族人摆脱沙俄的束缚，重返新疆故土，把握清朝根基尚浅的时机，一举占领伊犁，将其作为部族的领地。 一旦做出决策，土尔扈特部即刻分兵三路，踏上了东归的漫漫征程。 然而，渥巴锡未曾料想，当他们的队伍踏入清朝的疆域，远在万里之外的乾隆皇帝，已然对他们的来意有了大致的揣测，于是乾隆皇帝敕令清军严密守护城池、关隘及山口，断绝土尔扈特部侵占土地的任何可能。 历经近一年的漫长征程，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部重返新疆，却目睹了如此凄凉之景，心中不禁充满悲凉。 在情势所迫之下，渥巴锡只得呈上明朝永乐年间所赐的印信，向清朝俯首称臣，而土尔扈特部则被安置于新疆之地。 紧接着，渥巴锡亲赴承德避暑山庄，向乾隆皇帝行朝拜之礼。乾隆皇帝遂封他为“旧土尔扈特卓里克图汗”，赋予世袭之权，永不更改。同时，在普陀宗乘之庙中竖立了两块石碑，碑文以满、汉、蒙、藏四种文字精心篆刻，分别记载了《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》与《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》。 若非乾隆皇帝严加防范，新疆很可能再度燃起战火。沙俄甚至可能假借“追击逃亡部落”的名义，堂而皇之地踏入新疆，与清朝争夺对中亚的影响力。 乾隆有功。 次之，乃公元1793年，乾隆皇帝于承德避暑山庄亲自接见了来自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。 马嘎尔尼使团，作为西欧国家首次向大清帝国派遣的官方使团，其成员阵容可谓精英荟萃，囊括了天文学家、数学家、医生以及水手等众多领域的专家，总计人数超过八百。使团携带的“贡品”亦颇为丰盛，共计六百余箱，其中不乏前膛枪、望远镜、地球仪、钟表以及110艘炮舰模型等当时世界顶尖的科技产品。 然而，清朝与英国使团因单膝跪或双膝跪的礼仪问题争执不休，使得此次东西方交流显得颇为不快。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所献“贡品”亦不以为意，直言“所谓奇珍异宝，不过视同寻常罢了”，态度淡然，显无重视之意。 清朝错失了推动技术进步的最佳时机。 在公元1840年，鉴于鸦片贸易引发的纠纷，英国遂决意对清朝采取武力手段。在此过程中，国会议员小斯当东身为英国国内最为坚定的主战派人士，积极倡导并力主采取强硬立场。 小斯当东的尊父，正是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，乔治·伦纳德·斯当东先生。 乾隆曾有过此事。 5 自清朝在辽东崛起之际，统一战线与军事征伐便并肩并行，两者协同发力，助力清朝由原先辽东边陲的藩属小国，蜕变为称霸东亚的强大王朝。 八旗制作为军事征服的重要工具，而承德避暑山庄则生动地展现了统战工作的具体形态。 然而，世间从未有永恒昌盛的朝代，历经历史轮回的更迭，清朝在道光年间终显衰颓之势。王朝的衰落预示着军事征伐已不再可行，当军事征服之路被断绝，统战之道亦随之失去依托。 在道光年间，鉴于清朝国力不足以支撑持续的北方巡视，道光皇帝遂宣布终止外出巡幸，并将承德避暑山庄中的各类用品悉数整理，分批次运回京城。 公元1860年，英法联军侵占京城，咸丰帝无奈退至承德避暑山庄，于烟波致爽殿与英、法、俄三国代表签订了《北京条约》，据此割让九龙予英国，并将包括海参崴在内的约四十万平方公里领土割让给了俄国。 咸丰哀叹道： “原为抚远所建，现成避难地。” 国力已至此境，承德避暑山庄遂失去了其原有价值，自那以后便长期被清朝封锁，任其荒废坍塌。承德亦沦为名存实亡的副都。 承德避暑山庄与清朝兴衰同步，堪称命运相连，共谱了一曲兴衰共舞的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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